低声劝阻那些还在咒骂银行家的人——
“冷静点，先生。现在嚷嚷没用，议会都决定了。”
“别给人口实，说我们破坏谈判。”
占领者之间的对话，也从愤怒转向核实与猜测。
“调查委员会……真能查清楚？”
“哪些人会被传唤？‘联合总公司’的董事都跑英国去了。”
“补救措施？是说可能会赔钱吗？赔多少？”
“谁知道。也许发点补偿券，或者减税。”
“减税有个屁用，我年金都贱卖了！”
他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战场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日常的等待当中。
这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能解决的事，而是一场漫长的拉扯，发生在议会的办公室里和报纸的版面上。
他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等待，以及不要让事情变糟。
所以人们虽然没有立刻撤离一空，但是紧凑的人群逐渐开始松散。
有人离开去工作或回家休息。
一个裹着旧披肩的妇人站起来，对同伴说：“我得回去了，孩子还在家。”
一个男人看看怀表，咕哝一句“下午还得上工”，拍拍屁股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偷偷摸摸，而是很自然地穿过人群，偶尔对熟人点点头。
有人留下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像菲利普就没走，一些核心的参与者也没走。
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在这里，证明运动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形式。
他们坐在银行台阶上，或者靠在交易所的柱子上，像哨兵一样。
有人则只是为了“看到最后会怎样”留在了这里。
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好奇地张望，一些附近的居民端着咖啡站在远处看。
记者也还在，但昂贵的相机已经被收起来了，大半的人也合上了笔记本。
占领者们很清楚，一旦继续以高强度对抗国家，反而会破坏刚刚获得的合法性。
政府的承诺还很脆弱，议会的决议只是纸上的字。
如果他们现在冲击建筑、攻击警察，那么所有“克制”与“和平”的评价都会作废，镇压就有了最正当的理由。
何况艺术家们也已经退场了，刚刚的场面不可能再来一次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就已经够了。
因为他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调查的结果是否真的足够彻底和透明，而是共和国没有动用暴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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