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因为这套机制不靠罪名运转，它靠‘让人不舒服’运转。”
“当‘让人不舒服’成为拒绝的理由时，治理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容易到不需要法律，只需要默契；不需要罪名，只需要氛围。”】
阅览室里，一个会员猛地放下报纸。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其他人，但可以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他不是害怕莱昂纳尔，他是害怕莱昂纳尔描述的那个未来——
一个不需要正式禁令就能让异见者消失的未来；一个靠“氛围”和“默契”运转的英国。
那还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帝国吗？
但莱昂纳尔的诘问还没有完——
【记者问：“您对英国有什么建议吗？”
莱昂纳尔的回答像一把刀：“我理解帝国需要秩序，但请别把秩序叫作自由。你们对外宣讲自由，对内却用沉默管理异见——‘自由’已经变成了你们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内心的信仰。”
也许英国并没有禁止我入境，它只是发明了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让人不需要被定罪，也能被排除出去。”】
专访到这里结束了。后面还有记者的一些评论，但没人有心思读下去。
阅览室里死一般寂静。
过了很久，老先生才开口：“他把我们最骄傲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罪名。”
他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们”，不是“政府”，是“我们”。
因为莱昂纳尔整篇专访都在用“英国”这个词，而不是“英国政府”。
他在审判整个国家，审判这个国家的传统、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
年轻的会员喃喃道：“最可怕的是，他说得对。我们没法反驳。
我们总不能说‘对，我们就是不想解释’吧？”
没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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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专访在一天之内传遍了伦敦，不是所有人都读法语，但足够多人读得懂。
俱乐部、大学、律师事务所、报社编辑部——只要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在讨论这篇文章。
退休的大法官亨利·考尔菲尔德爵士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费加罗报》，他已经读了第三遍。
他的妻子走进来，看到他凝重的表情，于是问：“怎么了？”
考尔菲尔德爵士抬起头：“这个法国人他把我们最害怕的事情说出来了。”
“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