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索雷尔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手里是拿着来自英国内政部的公函——
【致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鉴于您多次未经许可进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领土，现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将您驱逐出境。
您必须在收到本通知后七日内离开英国本土。此后，您将被禁止进入英国本土及所有英国海外殖民地、保护国。
如逾期未离境，警方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他对驱逐令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从报纸上读到了那些新闻，也从左拉和莫泊桑那里听到了外界的议论。
莫泊桑愤愤不平：“他们想把所有事都怪到你头上。埃及人、印度人反抗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和压迫——
但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莱昂纳尔放下报纸，没有说话。
这些反抗和动荡，根源确实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各地的民族主义觉醒，还有十九世纪末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他的，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为这些反抗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反派符号。
但符号的力量，有时确实超乎莱昂纳尔的想象，甚至是远远超乎。
原版《1984》里的“Big Brother”，是对极权主义的隐喻，是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出版以后也震动了世界各国。
主动对号入座并禁止该书出版的不仅有苏联、东欧各国，还有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查政权时代的葡萄牙、军政府时期的希腊、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等国家。
此外还有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美国的爱荷华州、弗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地区。
英国虽然并没有公开禁止《1984》，但是当时的公共图书馆拒绝采购本书，BBC也多次拒绝将其进行广播改编。
并且在英属马来亚、英属肯尼亚、英属塞浦路斯，《1984》都被非正式封禁或限制传播过。
在1882年，这个符号转变为“Old Lady”的，竟然爆发出了远比原版更加恐怖的力量。
现在想来，也是正常的，因为此时，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正在运行的巅峰期。
对被殖民者来说，“Old Lady”不是隐喻，她就在总督府、警署、税务所和军营里。
1949年的《1984》是在告诉人们：“未来可能会这样。”
1882年的《1984》则是在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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