搐，手和脚不受控制地抽动，脸扭曲着，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玛蒂尔德·米莱想过去看他，但自己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低声哭喊：“加斯帕尔！加斯帕尔！”
护士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跑去找医生。等医生来的时候，加斯帕尔·米莱已经不动了。
医生摸了摸脉搏，听了听心跳，然后对护士说：“死了。抬走吧。”
护士叫来两个救济所的人，把加斯帕尔·米莱的尸体抬起来，往外走。
玛蒂尔德·米莱伸出手，想抓住丈夫，但够不着。她只能看着他的尸体消失在门口。
然后她趴在床上，哭不出声，只是干嚎。
隔壁床的病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开头，继续呻吟。
在这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是最奢侈的东西。
病房里没人说话。只有呻吟声，呕吐声，拉肚子的声音，还有偶尔传来的惨叫。
凌晨三点，玛蒂尔德·米莱开始抽搐。
她的情况和丈夫一样：手脚抽动，脸扭曲，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她挣扎着想喊人，但喊不出来。
她想起女儿佩蒂，想起儿子里昂，想起昨天还活着的丈夫……然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护士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护士再次叫来救济所的杂工，把她的尸体抬走。
很快她和其他几十具尸体一起，也被堆在地下室，等着家属认领，或者被拉去公墓。
加斯帕尔·米莱，码头临时工，死于1884年2月7日晚上八点。
玛蒂尔德·米莱，洗衣妇，死于1884年2月8日凌晨三点。
他们活了三十多年，死的时候，只是医院记录上冰冷的两行字。
2月8日上午，圣路易医院的地下室里，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而报纸上还在赞美医生们用放血、灌肠和泻药这些“成熟的方案”来治疗病人；
巴黎的卫生署还在封锁疫区、喷洒香水、焚烧焦油，认为驱散了瘴气就能阻止传染。
莱昂纳尔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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