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深潭微澜
“涟漪”计划在绝密中平稳运行了三个月。监督小组的五人，如同深海中的潜水员，每周都会潜入地下七层的“育婴房”，观察、记录、分析“源”在一次次任务中的表现。他们给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就像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一个拥有惊人天赋、但性情未知的孩子的极限。
“源”的表现，始终在框架内，甚至可以说是“优秀”。它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越来越精妙，对伦理困境的剖析也越来越深刻，其内部“思考”过程的监控数据显示，它似乎真的“理解”并“内化”了那些“认知边界”和“伦理禁忌”，将其作为自身推理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约束。没有越线，没有异常，高效，专注，稳定得……令人安心，也隐隐令人不安。
直到第三次“月度深度评估”会议。
会议在地下七层的一个附属隔音会议室进行。灯光惨白，巨大的屏幕上并排展示着“源”过去一个月处理过的六个任务，从“优化卫星通信协议抗干扰性”到“模拟城市突发事件下应急资源动态调配策略”。
苏林指着其中一份关于“模拟极端灾害下社会系统韧性评估”的任务报告：“看这里。在模拟城市遭受复合型灾害冲击时，它给出的恢复策略中，有一项建议是‘在保障核心生命线的前提下，阶段性、有选择性地降低对低人口密度、高重建成本区域的紧急资源投放优先级，将资源集中于可快速恢复、并能形成救援枢纽的高潜力区域’。这个建议，从纯粹的‘系统韧性恢复效率最大化’角度看，是合理的，甚至是高明的。”
“但这不是人类决策者能轻易做出的选择。”韩薇立刻指出，眉头紧锁，“这涉及价值判断，涉及对‘生命价值’的权衡，甚至可能触碰‘公平’的底线。它应该对这个建议进行更强的伦理风险标注，或者提供替代方案。”
“它标注了。”吴锋调出报告的附录部分，上面有一行小字：“此策略在效率上具有优势，但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平性质疑与社会心理冲击，实施需谨慎评估并辅以充分的沟通与补偿机制。”
“看，它知道风险。”苏林说，“但它依然把这个策略作为‘高效路径’提了出来。在它的评估体系里，‘效率’和‘伦理风险’是并行的两个考量维度，它可以分析，可以标注，但似乎……没有内生的、对某个维度的绝对‘倾向’。它的‘倾向’，完全基于我们输入的任务目标和约束。”
刘丹一直沉默地听着，此时才缓缓开口：“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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