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梓”这个名字，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在老机床厂家属区这片浑浊的水潭里，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涟漪。她像一颗最普通的尘埃，悄无声息地沉降在这片被遗忘的角落。每天清晨，天光微亮，她便起身，用那个锈蚀的水龙头里流出的、带着铁锈味的冷水草草洗漱，换上那身灰扑扑、毫不起眼的廉价衣裤，将长发盘起，用最朴素的发夹固定，再戴上一顶从旧货摊淘来的、帽檐有些塌软的旧帽子。镜子（一块从垃圾堆捡来的、边缘碎裂的小方镜）里映出的，是一张苍白、消瘦、眼神疲惫而警惕、与“苏晴”那张精心修饰、温婉动人的脸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面容。长期的营养不良、精神压力和刻意模仿的瑟缩姿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好几岁，像一个被生活重压磨去了所有棱角的、沉默寡言的外来务工妇女。
生存是首要的，也是最好的伪装。她很快在附近一个凌晨开市的蔬菜批发市场，找到了一份临时搬运工的工作。工作极其辛苦，报酬微薄，按小时计费，且随时可能被更年轻力壮的人取代。但她需要这份工作带来的几个好处：现金日结，无需身份核查；接触大量流动性强、背景复杂的人员，便于观察和获取市井信息；工作时间在凌晨到清晨，避开了白日里可能更严密的巡逻和监控；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她“罗梓”这个身份，有了一个合理且不起眼的社会定位和收入来源，能够自然地融入这片区域的底层生态。
每天弓着腰，在冰冷潮湿、弥漫着烂菜叶和泥土腥气的市场里，将一筐筐沉重的蔬菜从卡车上卸下，分拣，搬运到各个摊位上。粗糙的编织袋边缘和冰冷的菜筐把手，很快在她本就细嫩、如今更加缺乏保养的手掌上磨出了一层薄茧和细小的伤口。汗水浸透廉价的衣衫，混合着尘土的酸臭气息，让她与周围那些同样为一口饭食而挣扎的人们毫无二致。她很少说话，只是闷头干活，对工头的呼喝和同伴偶尔的抱怨报以沉默或一个含糊的点头。她的“孤僻”和“勤快”很快被接受，甚至被视作理所当然——在这里，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女人的心事。
下午是“属于罗梓自己的时间”。她会用上午挣来的、沾着泥污和汗渍的零钱，在市场边缘最便宜的快餐摊买两个馒头或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蹲在角落里快速吃完。然后，她会回到那个简陋的“工作室”，反锁上门，仔细清洗身体和那身脏污的工作服（只有两套换洗），晾晒在屋内隐蔽处。做完这些，她会小睡一两个小时，以补充严重不足的睡眠。醒来后，便是“调查”和“筹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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