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排掉了叶子的老槐树。
钟国胜贴着墙根摸过去，蹲在最后一棵槐树后面，探头往广播室的窗户里看了一眼，里面有人。
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播音员正坐在桌前翻报纸，桌上放着麦克风、一台扩音器，还有一沓广播稿，门虚掩着。
钟国胜缩回头，把后背贴在墙上，等着，他的呼吸很轻，眼睛盯着窗户那侧的一举一动，心跳不快，稳得很。
这种紧张感跟前世在谈判桌上等着对手出错的那一刻差不多，急没用，等就是了。
大概等了十分钟，女播音员站起来，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推门出去了，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没有锁。
钟国胜没有立刻动，他又等了半分钟，确认脚步声已经走远，然后快步从槐树后面闪出来，推开广播室的门，侧身闪了进去。
广播室不大，十来平米，桌子正中间放着麦克风，旁边是一台扩音器，面板上有几个旋钮和一个红色开关，墙上挂着广播排班表和一张安全生产宣传画。
钟国胜把门关上，手指摸到门锁，咔嗒一声反锁了，然后他拖过桌旁的两把椅子，斜着别在门把手下面，又搬起墙角那张堆广播稿的小方桌，压在椅子上面，死死顶住门。
做完这些，钟国胜转身走到麦克风前面，坐下。
扩音器上有个红色按钮，旁边标着“开关”。
钟国胜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按了下去，扩音器嗡了一声，电流的低鸣声响起来，面板上那盏绿色的小灯亮了。
钟国胜把麦克风往自己这边挪了挪，手指在话筒上轻轻敲了两下，敲击声从办公楼外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在整个厂区上空回荡了两下。
车间里，几个正围着机床干活的工人停下了手里的活，抬头往喇叭的方向看了一眼。
食堂里，正在揉面的师傅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喇叭，嘀咕了一句“这个点播什么广播”。
办公楼里，一个夹着文件的年轻干事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广播室的方向。
钟国胜开口了。
“红星轧钢厂的全体工人同志们，你们好，我叫钟国胜，今年刚满十八岁，我的父亲，是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钟大山。”
机器声还没有完全停下，但有不少工人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活，这个名字，老一辈的工人是记得的。
保卫处的大队长，抓特务死的，那年厂里开了追悼会，厂长亲自念的悼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