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
上辈子的他，也是个“灵活就业人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辗转漂泊，最后在一个雨夜，被一辆失控的轿车撞飞，重重砸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意识模糊的最后瞬间，他依稀看见电线杆上贴着的那张号称“老军医”包治百病的泛黄的广告纸，似乎发出了一道微弱的光。
再醒来，就成了1960年的杨大伟。
他不知道那场离奇的车祸和那张更离奇的“老军医”贴纸之间有什么关联，自己为何会被带到这个物资极度匮乏，充满了一切可能性的年代。
他只知道，从他在这具年轻身体里苏醒的那一刻起，一个所谓的“系统”就似乎绑定了他。
只是，这系统的加载进度，卡在令人抓狂的99%，已经很久很久了。
久到他几乎要怀疑人生，那种感觉，像极了后世某种拼团购物软件，眼看着胜利在望，那最后一点点进度，却怎么砍也砍不完，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和深深的恶意。
如今，他父母双全。
父亲杨铁柱，是街道搬运队的一员，说白了，就是在街道上“扛大个”的，靠着结实的身板和一把子力气，挣一份辛苦钱养家。
母亲王桂芬，典型的家庭妇女，操持着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闲暇时，也从街道领些糊火柴盒、粘纸盒子的零活，手指常年带着浆糊的痕迹，就为了给家里多添补一分进项。
大哥杨大刚，今年刚满二十，子承父业，也跟着父亲在街道搬运队出力，同样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在这个年代，还有一个更体面些的说法，叫“自由职业者”。
其实就是没有固定单位，哪里有活哪里干，收入极其不稳定。
而他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今年刚满十八。
自从两年前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便也加入了这“灵活就业”的大军，晃荡了快两年了。
至于工作？
呵，1960年，正处在众所周知的“三年困难时期”。
各个工厂、单位不仅不招新人，许多前两年侥幸进去的，还被成批地“下放”、“支援”到乡下务农去了。
城里的工作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几个萝卜等着一个坑。
像他这样要背景没背景，要学历只是初中毕业的小青年，想找一份正经稳定的工作，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真是一个……让人无比悲伤，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倒坐房里依旧闷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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