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轮缓缓驶离港口，我站在货轮的甲板上，水面上的风不断在我身上拍打，身后是忙忙碌碌的船员，看着逐渐的城市，我不断安慰自己焦躁的内心。
我没有脱困窠臼的喜悦，而是一种挫败感，尤其是见过曾老头那种大权在握，一群人为他奔波做事，挥手间就将我无力应对的难题解决之后，我心里从那时就埋下了一颗渴望权力的种子。
摇摇晃晃在货船上度过了三天两夜，我终于到了上海，船刚停稳，就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年轻男人走到我的船舱找到了我，简单交谈几句，他就将我送往火车站，并递给了我一张火车票。
我一看是直达哈市的火车票，还是张软卧，那个年轻男人随后的一句话更是让我惊掉下巴：“徐总特意嘱咐我您身份不宜暴露，我就将您坐的那间软卧的票都买下来了，到时候那个车厢里只有您一个人。”
我收敛了下心神，这两天的近海航行身体属实有点吃不消，实际上我只要出了广州就已经安全了大半。
船上曾老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事情办妥了，官面上让曾老头转告我以后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至于付家兄弟和那个叫挺哥的水耗子，曾老头没提，我也没问，似乎曾老头根本就没把这群人放在眼中。
从广州出发经停上海，又从上海坐火车北上，路上将近过了一周的时间。
火车终点站在哈市，在哈市找了个洗浴从上到下洗了个干净，理了发给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买了些礼物再次坐上返回家乡的列车。
家里人对我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突然回家的行为觉得莫名其妙，以为我是在广州闯了什么祸突然跑了回来躲灾。
我只是解释说公司关怀体恤员工，看我好几年没回来了，给我放了个长假，让我回来探亲，年后再回去就行。
我母亲一边揉着面一边担心地问我：“哪有啥单位放假能放上好几个月，你跟娘实话讲，是不是你在单位惹祸了，给你撵回来了，不要你了？”
见我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将贴身放着的存折放到母亲眼前，母亲擦了擦沾满面粉的手，将存折翻开对着灯看了半天，惊讶道：“诶呀妈呀！咋这么多钱，你不是干啥坏事了吧，你咋有这么多钱。”
母亲看见我存折上的余额并没有多少喜悦，而是眼神担忧地看着我，不停追问我在广州的生活。
那时年纪轻，不懂亲人的关切，被追着问得烦了，便留下一句：“我去找三舅喝酒去。”推门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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