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像一潭死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富景会所的生意依旧红火，每晚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我像个熟练工，在会所和金星宾馆之间来回穿梭，帮客人开房，收小费，偶尔帮着阿雅姐带女孩子进包间。
场子里的姐妹们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异样。
自从那晚我为7号出头后，她们对我似乎亲近了些，但这种亲近里又带着小心翼翼的打量。
7号见到我时总会多看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我都刻意避开了——在这个地方，任何一点额外的牵扯都可能成为负担。
卢文婧倒是很守承诺，在场子里见到我，会像对其他领班一样，客气地打个招呼：“王领班。”
只是那声称呼里，总带着只有我们俩才懂的微妙。偶尔在走廊擦肩而过时，她会飞快地看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确认什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麻木而规律。
只有在深夜回到太平的阳光花园，看着阳台上芸姐晾着的衣服还没收，主卧里她的东西还保持着原样，心里才会泛起一丝钝痛。
……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突然想起了芸姐停在小区对面修车店的那辆捷达。
心里那点儿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开始作祟——万一呢？万一事情有转机呢？
于是，我疯了一样在她的主卧里翻找，抽屉、衣柜、床头柜……试图找到那张修车的单据。
我想帮她把车取回来，好像只要车还在，她就总有一天会回来开走它。
可结果，衣服散落一地，化妆品滚得到处都是，我像个入室行窃的贼，在自己的住处翻箱倒柜，几乎翻遍了所有角落，那张薄薄的单据就像芸姐本人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终，我只能无力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承认自己的徒劳。
没有单据，我不是车主，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儿侥幸的火苗。
……
次日下午，在去北栅上班前，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倾诉欲驱使着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我犹豫了很久，手指在冰冷的按键上徘徊，终于拨通了那个熟悉的、通往老家小卖店的号码。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嘈杂的电流声，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刘叔粗哑的嗓音：“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