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宫的一间大讲堂内，人声鼎沸。
一位中年学者站在讲台上，身后挂着一幅大夏历年商税、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的曲线图。
“诸位同僚！”
学者慷慨激昂，“天地有其理，社会亦有其理！”
“为何宝钞略有超发，市面上的一钱猪肉就会涨价？为何取消了商帮的垄断，各地的物资流通反而更加顺畅，国库收入不降反增？”
“财富的流转，并非无迹可寻。它如同水往低处流一般，遵循着一种看不见的法则。我将其称之为价值与供需之律！”
这是经济学在大夏的第一次系统性发声。
它试图用理性的数据，去解构那个曾经只靠官员商议决策的经济系统。
而在另一间静室里。
几位头发花白，精通古籍与历史的大学者，正围炉煮茶，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交锋。
“既然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王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边界又在哪里？”
“人与父神的关系，除了敬畏和供奉，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契约？”
“何为道德的本源？是出于对神罚的恐惧，还是人类社会为了繁衍生息而自发形成的最优解？”
他们不再满足于“子曰诗云”，而是用严密的逻辑推演，去探讨生命的意义、国家的本质、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归宿。
这是哲学与社会学的火花。
当这些探讨不再是零星的闲聊，而是形成了体系化、有着严谨论证过程的学说时。
神谕纪元三一二一年的初冬。
在大夏祭司院和内阁的联合批准下，一块崭新的金字招牌，被郑重地挂在了大夏学宫总院的一座新大楼前。
【大夏学宫·人文社科学院】
与旁边终日不是冒着黑烟，就是充斥着刺鼻化学药剂味道的理科学院不同，这里显得宁静不少。
如果说，格物院和化学院给了大夏文明一副无坚不摧的钢铁骨骼和锋利爪牙。
那么，这座刚刚挂牌的人文社科学院，则是大夏文明在物质极度繁荣之后，孕育出的一颗足以承载未来国运，拥有独立反思能力的成熟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