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向所有人汇报了我在三万米高空看到的一切。
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一个人，他穿着衣服，在没有氧气的高空对我笑，他还敲了我的玻璃。
我说，我见到了父神。
但是，如你们所想。
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我。
心理专家和医学家们拿着厚厚的脑电波扫描图和生理数据，用专业且同情的口吻告诉我。
“万大队，人在承受超过十个G以上的极端过载时，大脑会瞬间出现严重的缺血和缺氧。在这种极端状态下，人类的神经系统会产生逼真、甚至是逻辑严密的幻觉。”
“您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大夏军人。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您的潜意识自动提取了您内心深处最强大的心理锚点，也就是对父神的信仰，从而构建出了这场幻觉，来缓解您面对死亡的恐惧。”
“这是一场典型的由物理压力引发的高空缺氧性濒死幻觉。”
听着这些专家的结论，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去争吵。
因为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解释完美无缺。
如果换作是我坐在下面，听一个飞行员说他在三万米高空看到了一个人在天上飞，我大概率也会觉得这家伙脑子出了问题。
大夏是一个在父神指导下崇尚格物致知的文明。
在没有录像、没有雷达信号、没有任何物理实质证据的情况下，“我看到了”这四个字，在严谨的科学报告面前，苍白得像一张废纸。
祭司院的祭司们倒是很有兴趣愿意与我交流。
为了这件事，我整个人魂不守舍了很久。
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在常年的高压试飞中，精神已经出现了某种裂痕？
基地出于安全考虑，直接给我下了停飞三个月的死命令。
在那被停飞的三个月里，我回到了王都。
我每天哪里都不去，就待在何木街道的祭司院里。
我跟着我的好朋友余心水祭司，每天按时礼拜、清扫祭坛、研读那些古老的神谕手卷。
我试图在经文的字里行间，去寻找那个在三万米高空对我微笑的身影的证据，试图去平复我那颗因为见到神迹而剧烈震荡的心。
直到三个月后，通过了心理医学组的严苛的评估，我才被允许重新穿上抗荷服，复飞。
至于那天高空的真相，被作为一份普通的飞行员心理应激反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