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后来他在广州找了一个城中村住了下来。房租不贵，一个月几十块钱，一间几平米的出租屋，水泥地面，一张木板床，一个水桶。
同住在这栋楼里的，有湖南来的、四川来的、湖北来的，都是来打工的。崔宝纯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打工。他来广州是想做生意的。
他在市区租了一个小门面，挂了一块牌子，做起了买卖。具体做什么，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只说他“打着做生意的招牌”，忽而挂出“天津进出口公司广州办事处”的旗号，忽而变成“四川省成都市残联天府实业总公司”的幌子。
这些招牌是怎么挂出来的，那时候他做的是什么生意，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确定的是，结果跟长春一样，不到两个月，他赔光了所有的本钱，还欠下了新的外债。
钱赔光了，债主开始追他。崔宝纯从出租屋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又从那里搬到了工棚。
他每天在街上游荡，不敢回住处，怕被债主堵到。没钱吃饭的时候，就去工地打零工，搬砖、扛水泥，挣一顿饭钱。
他混迹于广州火车站、天桥、批发市场，跟同样落魄的人混在一起。
广州火车站，那时候已经有了“春运”的概念。南下的民工潮一波接着一波，刚到广州火车站的外地人，一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走向，便停留在了火车站周围。
有些人找到了工作，有些人没找到。没找到工作的人，有的睡在天桥底下，有的混在车站广场上。崔宝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有人被骗了，有人被偷了，有人被人打了。崔宝纯听着，心里那点“做生意”的念头，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
在广州的东北人不少。八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东北人开始成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迁移。他们来到南方，发现这里的机会比老家多，但竞争也比老家激烈。有人挣到了钱，有人跟崔宝纯一样，赔得精光。
崔宝纯在躲债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了这些东北老乡。有的是在火车站广场上认识的，有的是在工地干活时碰上的，有的是在一家东北饭馆里喝酒时聊到一块儿的。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东北人，都在广州混得不好，都想赚大钱，都没有正经门路。
崔宝纯是“孩子王”出身。他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人服他。他请这些人吃饭，虽然他自己也没什么钱，但几碗面条、几瓶啤酒还是请得起的。
他听他们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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