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家。在从事实业的40余年里，涩泽荣一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了一本名著《论语加算盘》。他指出：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否认富贵是‘人之所欲’，关键在于所取之道。涩泽荣一认为所谓道，指的是‘公利公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就是光荣的，符合‘道’的‘大义’。这样，涩泽荣一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大智慧，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在《论语》的基础推衍出一套‘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荣一是一种社会本位伦理观，与西方个人本位伦理观不同，这种文化通过几十年的渗透影响到日本全国。直至今日，涩泽荣一的著作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
喜乐，你记不记得去年看奥运会我给你说：在六十年代有‘日本制造’的商品由于质量问题遭人鄙视，1964年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大和民族的自醒意识，到了60年代后期，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日本货成为优质、高效的同义词。我还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应验了'国运兴，体育兴'这句话。”
“记得。”
“其实，爸爸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是为了符合写文章的需要。真正让日本产品以质量成名于世界的是'涩泽荣一社会本位伦理文化所起的育心作用。‘在日本，公司是延伸意义上的'大家庭’，职员就像家庭的一员，尽管他们也有个人的私生活、自己家庭的私生活，但公司对职员是很注意的，就连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时侯结婚、结婚以后配偶生活得是否美满都要受到关注。这是因为，家庭生活安定与否，对职员本人的工作情绪和心情都会有影响，作为'大家庭'的家长不关心这些问题是不行的。
遵守公司的规矩、公司公共利益优先是很突出的日本式习惯。当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日本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另外，当公司的方针和政策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日本人虽然可以陈述反对意见，但在大家的意见决定以后，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如果不愿埋没自己则要离开公司，但这种情况非常少。
有时公司的利益也会和社会的利益不一致。例如，干了一些对公司有好处的事，但却构成偷税罪，或涉嫌行贿受贿。如果当政府追查得很紧、终于纸里包不住火时，就有殃及公司上层之虞，这时，当事人就要自己承担罪责，或者引咎自杀；留下一句“公司是永存的“有名的庄严口号从大楼屋顶上跳下去牺牲自己的并非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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