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家面临着困难，需要大家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作为国家公务员，我们要站在国家和政府的高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不能有任何动摇。”
市劳动局局长李建业也开口了：“黄市长，王副市长，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私人企业都在扩张，城市就业压力已经没有1961年那么大了，是否可以放松一些标准，让一些比较困难的家庭留在城市。”
“我们也担心，大量待业青年前往垦荒区，会不会给垦荒区的开垦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
“比如，一些偏远地区的垦荒点，粮食产量不高，突然增加了几百甚至上千个待业青年，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
“而且，城市的待业青年没有农活经验，需要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适应，这期间可能会影响垦荒点的生产效率。”
“这些问题上级都考虑过了。”黄市长说道。
“中央已经要求各地垦荒点做好接城市青年的准备工作，提前建设住房、储备粮食、组织农民骨干培训青年农业技能。”
“我们也会加强与各垦荒区的沟通协调，合理安排青年的去向，避免集中在一个地区造成压力。”
“至于困难家庭，你们下去自行讨论！”
会议开了整整一下午，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一边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完成政治任务的决心，一边是来自基层的实际困难和老百姓的抵触情绪，两者之间的矛盾让在座的各位负责人都感到头疼。
最终，会议还是按照黄市长的意见形成了决议：各区县、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加大对拒不配合者的教育和处理力度，确保在6月底前，完成今年的动员待业青年任务。
散会后，王副市长独自留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黄市长的话有道理，去垦荒区开垦确实是当时解决城市待业青年问题的无奈之举，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但是，他心里始终有些不安，那些年轻的孩子，那些留恋城市生活的青年，真的能在垦荒区扎下根来，安安稳稳待在那里吗？
那些对农村抵触情绪强烈的家庭，真的能接受孩子远离家乡的现实吗？
而这看似强硬的政策推行，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释怀。
而在琅琊市的各个角落，像林薇一样的待业青年们，也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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