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上层无力，下层贪腐的情况，洪承畴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剿匪理论”。
在他看来，既然朝廷无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面对这些刁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杀。
杀他个人头滚滚，杀他个血流成河！
只有把这些吃不上饭的刁民们给杀干净了，才能有效地缓解因为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粮食压力，进而维持住朝廷在陕西的统治。
洪承畴的这一观点，倒是和数百年后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出发点和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但在通过削减底层人口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一点上，逻辑惊人地相似。
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作为支撑，洪承畴在战场上杀起俘虏来，自然是心安理得，毫不手软。
在他初出茅庐的韩城之战中，他便下令将三百俘虏，无论男女老幼尽数诛杀。
而这一战也打响了他洪承畴“知兵”的名头。
崇祯也因此对其青睐有加，不久便擢升其为延绥镇巡抚，继而升任三边总督。
每一次屠杀，洪承畴来都能积累战功，转而带来官职的升迁。
所以品尝到了“杀人升官”的甜头后，洪承畴也愈发坚定了自己的那套剿匪理论。
陕北的一个又一个饥民，成为了洪承畴在官场里青云直上的垫脚石。
而这样的杀俘行为，自然也会遭到像张福臻这种官员的抵抗，但洪承畴自有办法。
一封措辞严厉的奏疏，从边墙直送京师。
奏疏中，洪承畴不仅详细的汇报了自己在铁角城“大破贼巢，斩首数千，俘虏尽诛”的赫赫战功；
并且还特意点名了延绥镇巡抚张福臻“心存妇人之仁，险些纵走贼酋，贻误战机”云云，请求皇帝圣裁。
崇祯当然也明白其中深意，为了安抚鼓励洪承畴，同时也为了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在剿匪战事中瞻前顾后、心慈手软的官员；
崇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下旨将张福臻一撸到底，革职查办。
至于空出来的延绥巡抚一职，崇祯思虑再三，最后换上了陕西左布政使陈奇瑜，并命其继续追剿陕西残寇。
看见洪承畴干净利索的解决了陕西的两股大贼，崇祯对其的倚重更甚。
崇祯旋即下旨，命洪承畴督抚山、陕两省军务，负责统筹指挥对山西群贼的围剿。
对于在剿匪战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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