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生效了。以一种静默而彻底的方式，渗透进汪楠生活的每一丝缝隙。
白天，在“星图”项目组，他依旧忙碌，但被明确限定了范围——只处理“盛达”项目中必须由他跟进的技术细节和数据分析部分。周明远对他态度如常，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偶尔指点，仿佛那晚发生在顶层办公室的一切从未发生。但汪楠能感觉到，一些原本会交给他、带有一定自主性和挑战性的辅助性分析工作，被周明远默默分配给了其他人。他在项目组中的角色，被精准地收缩、定位，像一颗被拧回特定卡槽的螺丝。
没有人再公开刁难他，甚至因为叶婧那场“御前解围”的余威，表面的客气和协作恢复了。但那种客气之下，是一种更深的、心照不宣的疏离。人们看他的眼神，少了几分之前的嫉妒和不屑，多了几分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意味——像是看一个被主人当众责罚后又未完全丢弃的宠物，既有一丝幸灾乐祸后的微妙同情，又有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以及“离他远点免得惹祸上身”的谨慎。那枚铂金袖扣依然戴在他腕上，但似乎失去了之前那种象征“特殊关照”的光环，变成了某种尴尬的、提醒他“僭越”与“受罚”的标识。
真正的惩罚，在夜晚降临。
每晚六点，普通员工的下班时间，对汪楠而言，却是另一场“刑期”的开始。他需要整理好白天的工作，然后搭乘电梯，再次前往顶层。不过目的地不再是总裁办公室，而是隔壁那间设施齐全、风格冷硬的专属休息室。
休息室很大，有独立的卫生间、小型厨房、一张看起来就不常使用的单人床，以及一面墙的书架和一张巨大的实木书桌。书桌上，早已堆满了叶婧指定的、过去三年集团重大并购案的完整归档文件盒。每个文件盒都厚如砖头，标签上印着项目名称和保密等级。旁边还有一台配置普通的台式电脑，只连接了内部数据库，无法连接外网，USB端口全部禁用。
王助理会准时在六点一刻出现，面无表情地交给他当天需要阅读和分析的文件盒编号清单，以及一份打印好的、关于今日阅读部分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列表。问题极其细致刁钻，从“当时为何选择A方案而非B方案，背后的决策逻辑漏洞是什么”，到“交割后第三个月出现的供应链危机，在尽调报告中是否有预警，为何被忽略”，再到“如果由你主导这个案子，会在哪个环节采取与当时不同的策略，依据是什么”。
没有交流，没有指导。王助理放下东西，确认他明白任务后，便会离开，锁上休息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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