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的适应速度比沈星冉预想的快得多。
原因很简单——钱到位了。
年薪十万。1992年的十万块,在京市能买一套两居室。这二十个人在研究院里,月薪加补贴撑死三四百块,一年下来不到五千。沈星冉一张嘴就是他们二十年的工资。
钱卫东第一个月的工资到账那天,对着存折看了三遍“真给啊。”
旁边制药方向的组长李淑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四十五岁——把自己的存折凑过来。
“我的也到了。”
两个人对着存折沉默了十秒钟。
从那天起,没人摆架子了。
钱卫东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工地,比工人还早半小时。
李淑芬在兆阳那边更狠,直接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隔壁的值班室,说“住招待所太远,跑来跑去浪费时间”。
其他十八个人有样学样。KPI考核表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周更新,红笔打勾打叉,谁落后一目了然。
半个月之后,一件谁也没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特派员和义安帮的人,打成一片了。
起因是仓库搬货。三台FC-7200的配件箱又重又大,阿辉带着四个义安的年轻人在搬,钱卫东看不下去了——那些配件精密得很,磕一下就是几万美元的损失。他撸起袖子跑过去指挥。
“这个箱子不能竖着放!横着!横着搁!”
阿辉一边搬一边咧嘴笑:“钱工你别急,我们干惯了的。”
“你干惯个屁!这里面是光学对位组件,精度零点零一毫米,你给我磕了我拿你抵!”
阿辉不笑了,认认真真把箱子放平。
那天晚上,阿辉请钱卫东在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两个人喝了三瓶啤酒,钱卫东教阿辉看设备参数表,阿辉教钱卫东用粤语骂人。
第二天早上,钱卫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嘴里冒出来一句:“收皮啦!”
旁边的处级干部惊了。
一周之后,沈星冉发现整个通讯厂的氛围都变了。
特派员说话开始带粤语尾音,“嘅”、“咩”、“喇”挂在嘴边;义安那帮年轻人则开始认真看技术手册了。有天她路过仓库,看见纹着龙的阿财捧着一本《通信原理》蹲在墙角啃,旁边放着一碗方便面,面都坨了也没顾上吃。
琳琅铛在识海里晃了两下:“主人,你不是指望科学家改造古惑仔吗?怎么反过来了?”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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