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倒。
他要用苦难这根最古老的文学之刺，去扎现实主义的魂，用最冷静的白描、最克制的感情，去写出最深的痛苦。
因为他是真的认为，《变脸》这部现实主义的苦难文学作品，对于1978年的很多人来说，是极其有用的。
去年的《班主任》已经打响了伤痕文学的第一枪，时代已经风起云涌。在今年的5月份，《江淮文学》将紧随其后，发表王余九的短篇小说《窗口》。最终在8月份，卢鑫华的一篇《伤痕》，彻底标志着伤痕文学的出世。
鲁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认为伤痕文学有他出现的理由，但是他不认为伤痕文学有持续下去的借口。
历史已经证明过了，让伤痕文学继续持续下去，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中国的文学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想做些什么，就像他的那些前辈一样。
《变脸》这部小说，就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鲁树写《变脸》，不是为了简简单单描述一个民国的故事，而是为了给1978年的人带去点什么。
但今天的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苦，是底层老百姓苦。那些不识字的人、在田里刨食的人，他们的苦难，伤痕文学写过吗？
伤痕文学的之所以被批评歪，就是它把一小部分人的苦难，当成了所有人的苦难。它哭的是我的理想破灭了，但那些根本没有理想可破灭的人呢？他们的苦，谁来写？
《变脸》写的是变脸王。一个底层的，一个跑江湖的，一个死了儿子、没了老婆、只剩一条船和一只猴的老头。
他的苦难不是理想破灭，是活着本身就很吃力。这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
《变脸》是把伤痕文学向下看的视角，变成了蹲下去写的视角；把宣泄变成了止痛，所以在结局里面变脸王才会在牢里写下莫哭两个字；从知识分子变成了所有人。
鲁树想用《变脸》给当下的人民群众带去一面镜子，一个出口，一种尊严。
能够让人民群众在《变脸》这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苦了一辈子的自己，什么都没剩下，但还在撑。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
让他们只需要在合上书之后，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想通一件事：我苦过，我没死，我比那些死了的人强。
伤痕文学里的苦难，是被动承受的——我被害了。《变脸》里的苦难，是主动扛着的——我还活着，我得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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