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月票！这篇番外不是所谓的“梦结局”，而是一个书友启发我的——张朝华成了莱昂纳尔，那莱昂纳尔成了谁呢？）
二〇二六年十二月，燕京大学。
阶梯教室里已经没有空位，过道两侧都站满了人；教室的后门敞开着，连走廊上的学生也在伸长脖子往里看。
张朝华的选修课《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源流》，这学期已经换过两次教室，一次比一次更大。
到了最后一讲，系里索性将它安排成公开讲座，把最大的阶梯教室给了他，结果照样没能装下慕名而来的听众。
“雨果说，他给旧字典戴上了一顶红帽子。”张朝华站在讲台旁，又用法语念出了这句诗，随手在黑板上写下原文。
他的法文连笔字写得又快又漂亮，最后一个字母潇洒地向上挑起，哪怕正宗老巴黎来了也挑不出丝毫毛病。
“这顶红帽子，指的是法国革命中的自由帽。在他的诗里，词语也分贵族和平民，有些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悲剧，有些只配待在市井、方言和滑稽戏里。
可雨果先生偏要把它们放到一起，甚至还得意地宣布，我就管猪叫‘猪’而不是‘猪’，为什么不行？”
他随口而出的当时法语中对“猪”的两种叫法，让台下又响起一阵敬佩的笑声。
“所以，谈浪漫主义的反叛，要看到它具体在反叛什么。哪些人可以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哪些生活值得认真书写，什么话登不了大雅之堂，这些都是他们争论的问题。
穷人的贫穷、丑人的丑陋，都可以成为严肃的作品内容。读十九世纪文学，必须要留意这些过去被上层阶级嫌弃的东西，怎样被当时的作家郑重其事地写出来。”
接下来，他又从雨果讲到巴尔扎克，把一段公寓描写投到了屏幕上。
“到了《高老头》，巴尔扎克连公寓里的气味都不放过。饭菜、旧家具、房客的衣服，一样一样、事无巨细地写给你看。
所以，即使里面的人物还没有正式登场，你已经知道，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平常能花多少钱、在巴黎属于什么阶层。”
这堂课的前半节，他在把贺拉斯那些晦涩的拉丁文诗句与布瓦洛的法文诗歌放在一起比较，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现在讲到十九世纪，学生们才发现，那些原本分散在文学史不同章节里的名字、作品，竟然有这么多可以相互参照的细节。
张朝华讲得很从容，遇到译文里含混的地方，就念一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