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烟台的那天是个晴天，海上没有雾。
他从槟城搭英国邮轮先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船北上，一路上都在看文件——父亲托人转交给他的厚厚一叠，包括烟台酒厂的管理章程、南洋各埠产业的账目摘要、广三铁路的进展简报。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用铅笔划了重点，在页边写了批注，字迹细密而整齐，像一排排新栽的秧苗。船头劈开黄海的水面时，他把那叠文件收进皮包里，起身走到甲板上。风比南洋冷得多，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望着前方那片正在接近的海岸线——灰绿色的山丘，稀疏的渔村，码头边几根矮胖的烟囱正冒着白色的烟。烟台到了。
码头上接他的人不多。老汤带着两个账房先生站在跳板尽头，远远看见他下船就迎了上来：“大少爷！掌柜的在院子里等您呢。“张应郎把皮包换了只手，点了点头，跟着老汤上了马车。车帘放下来之前，他看了码头一眼——几艘渔船泊在岸边，船头蹲着正在补网的渔民，远处有十几辆骡车在卸货，车上装的是一箱箱印有“张裕”二字的酒。他看了几秒钟，放下车帘，靠在座垫上，闭上眼睛。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烟台的样子。
张应郎在槟城念完了英华书院，又在一家英国商行做了两年事，学了一手“洋式管理“——合同、账目、法律条款、股权结构——在几个儿子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自己提出来想学这些的，在学完之后带着全套的、成套的、成体系的东西回来。这些年一直和黄阿福打理着槟城几个种植园和锡矿场的业务。
张振勋在烟台的住处是一座二进的小院，前院是书房和会客室，后院是住人的地方。他让管事给应郎在后院收拾了一间厢房，摆了桌椅、书架和一张新做的木床。张应郎把行李放下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歇息，而是从箱子里取出一摞文件——那是他在槟城期间整理的几份分析报告，每一份都封了牛皮纸封皮，工工整整地标着编号和日期。他把它们放在书桌上，用镇纸压好，然后把书架上那些散乱的账册按照年份月份重新排列了一遍，连摞放的角度都对齐了。
张振勋站在房门口，看着应郎把书架整理完，心里想：这孩子干事认真，比他的几个弟弟更像他。可他也注意到，应郎整理完书架之后，回头看他的那一眼——那里面有一样东西，他认得。那是想被认可，想被看见，想被承认“我可以“。 他在南洋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也知道这种劲头是好事也是坏事。他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来到了！“
张应郎也笑了笑，那笑容有些拘谨，像是在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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