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再次进京的时候，街巷还没有从战乱中完全缓过神来。东交民巷一带的残垣断壁还没有清理干净，烧焦的木梁横在路边，被雪覆了一半，露出炭黑的截面，像一排被拔光了牙的牙床。各国公使馆门前重新挂起了旗帜，旗面在冬风里哗啦啦地响着，颜色鲜艳得像在刻意遗忘什么。张振勋的马车从那些旗子下面经过，车帘掀了一条缝，他看见一面法国三色旗的旗角卷了一下又松开，那红白蓝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
他放下车帘，靠在座垫上。这次进京不是为了送酒。庚子之变之后，清廷终于开始认真推行“新政“。戊戌年没做成的事，如今在洋人的枪炮和条约的逼迫下，不得不做了。废科举、办新学、练新军、设商部——几道圣旨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张振勋怀里揣着一封信，是盛宣怀一个月前从上海寄来的，信里只有一段话：“新政将行，朝廷欲委南洋商务大臣之职于兄，考察外埠商务，联络华侨归国投资。此职虽虚，然可借朝廷之名行事，比商人身份更便于周旋。同时任一实职：粤汉铁路总办。兄意如何？“
他没有立刻回信。在烟台办公室的桌前坐了一个下午，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粤汉铁路总办……“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然后提笔写了三个字：“愿意去。“他不是想当官。他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知道官帽和商帽的区别——官帽看着沉，其实轻；商帽看着轻，可撑着它的是真金白银和日夜不息的运转。
可盛宣怀的话说得对，“借朝廷之名行事“，这个名头比他张振勋三个字好用。在清廷的地盘上开铁路、办工厂、跟地方官打交道，没有一顶官帽顶着，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他想起几年前在天津总督府候客厅里那些冷掉的茶，想起那份呈文被幕僚漫不经心接过去时蹭过纸面的、迅速而轻飘的指腹。
他不想再喝冷茶了。
任命状到烟台的那天是个雪天。内阁发来的公文用了黄绫封套，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张振勋接过来的时候手上沾了雪水，在黄绫上洇开了一个浅色的印子。他擦了擦手才拆开看，里面的文字他一字不落地读完了，然后合上，搁在桌上，对老汤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我是朝廷里有官位的人了。“
老汤站在门口，雪粒子从门缝里吹进来，落在他的肩头上。他搓了搓手，脸上是那种想笑又不太敢笑的表情：“掌柜的……不对，大人——“
“还是叫掌柜的。“张振勋把那卷黄绫放回木匣里，合上盖子。“大人多了去了。掌柜的只有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