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沈先生当面说的，怎么可能这么顺畅？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他想了一夜，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是给人解闷的，还是给人醒脑的？”
这时台下有学生轻轻动了一下，椅子发出了吱呀一声。
“第二年，他和郑振铎、周作人、叶圣陶等十二个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是周作人起草的，但沈先生说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鲁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沈先生说，这句话就是他对文学革命的全部理解。不是换一种写法，是换一种活法。以前的人把文学当‘玩意儿’，而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它变成‘工具’，解剖社会的工具、唤醒人的工具、照亮路的工具。”
鲁树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他跟我说过一段话，我原样复述给你们。1920年代，他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玩，而是因为他们写的东西，能让一个坐在家里的人，看见千里之外别人的苦。文学革命要做的，就是把这扇窗推开。”
说着鲁树从讲台上走下，走到窗前，伸手把那扇老旧的木窗推开，窗轴吱呀响了一声，风吹进来，吹动了前排女生的笔记页。
“以前的人关着窗过日子。现在要把窗推开，让风吹进来，让外面的声音传进来。”
他一边说一边走回讲台，声音沉了一点：“但有一件事，沈先生也跟我提到过。他说窗推开之后，吹进来的风不一定都是暖的。有些风是冷的，有些风带着沙子，有些风会把你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你推窗的时候，要准备好收拾。这句话，我也转送给你们。”
“这是属于沈先生的故事，而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述另外一位先生的故事，这是关于巴金的故事。”说到这里，鲁树笑了笑，又接着道，“你们可不要觉得我在跟你们讲故事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你们好好听，这对于你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非常有帮助的。”
“1927年，巴金先生23岁。他从上海坐船去巴黎，在船上待了一个多月。他后来写那段经历，说‘我跑到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但他到了巴黎之后，发现路没那么好找。”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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