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秋，烟台酒厂。
张振勋从南洋回来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广州的衙门，而是回烟台的东山坡看藤。葡萄已经收过了，叶子正在变黄，整面坡从翠绿渐次过渡到金褐，像一幅正在被缓缓收卷起来的画。他沿着田埂走了一遍，在一株雷司令前面蹲下来。这是他亲手种的第一批藤，如今已经有手腕粗了，枝干皴裂，节疤累累，可新发的侧枝依然柔韧，每一根都朝着光的方向伸出去。他摸了摸那根最粗的主干，指腹顺着树皮的纹理从下往上划了一遍，那触感像在摸一只老了的手。
“掌柜的，“老汤从坡下面走上来，“盛大人来信了。说您那份名单他收到了，已经转呈朝廷。还说广三铁路剩下的那段，朝里正在议，让您先别着急。“
张振勋还蹲在藤前面没有站起来，只是偏了一下头：“信呢？“
老汤把信递过来。他接过去拆开看了，看完之后没有收起来，就摊在膝盖上，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朝坡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株藤。
“老汤，“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藤比我们耐得住。“
老汤愣了一下：“耐得住啥？“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转头继续往坡下走，步子比刚才稍微轻了一些。他想说的是耐得住等、耐得住不动、耐得住被人忘了又被想起来、耐得住被虫咬了根又重新长出来。那些藤在地下做它们该做的事——伸展根须、吸收水分、把那些看不见的养分变成下一年的枝条。而他在上面做他该做的事——跑、写、谈、求、赔笑、垫钱、周旋、把那些在衙门里被磨得稀碎的东西重新粘起来。他在上面折腾，它们在地下不动。可它们每一年都把果子和叶子递出来给他看，让他知道下面的根还活着。
他在坡底站住了，朝远处看了一眼。烟台的码头方向有一面崭新的龙旗正在风里飘着，旗面是新换的，比几年前在天津看见的那面精神一些。他不知道这面旗还能飘多久，不知道他正在修的那条路和正在酿的那些酒最后会落在什么样的年头里。可他脚下踩着的土是实的，土里的根是活的，怀里的名单上写着两百多万两银子，酒窖里那些桶正安静地变着。那就够了。够他再走一段了。
他转身朝工坊走去。步子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在实处，像一根被种了太久的藤，在风里摇了半辈子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最稳当的姿势。风还在吹，枝叶还在动，可根已经深到那些摇撼够不着的地方去了。
张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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