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但我听很多人提过你。“
“孙先生过誉了。“张振勋说，“我在南洋只是做了点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可你做的事不止是生意。“孙中山看着他，目光温和而透彻，“你在烟台办酒厂，在广州修铁路，这些事我都有耳闻。你做的，是'实业'。可你有没有想过——实业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张振勋没有立刻接话。他当然明白孙中山在说什么。这几年来，他在中国办实业碰到的那些关卡、那些“关节“、那些在衙门之间推来推去的公文，早已让他心里越来越清楚——他的酒厂、铁路、银行，所有那些他以为能扎下根的东西，都长在一片随时可能开裂的土地上。
“张先生，“孙中山继续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在朝廷的体制里办实业，每走一步都要打点、要疏通、要等人点头。你建的铁路，哪天衙门一句话就能收回去；你酿的酒，哪天一道新政就能断了你的销路。你用自己的钱建起来的东西，却永远不是你自己的。“
张振勋端起了那只凉茶盏，没有喝，放在手心里握着。“孙先生，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南洋做了大半辈子生意，最怕两件事：一是乱，二是断。乱起来，百姓遭殃，实业尽毁。我这点家业是几十年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经不起几场火。”
“您觉得现在是太平的？”孙中山看着他。
“不是太平。可——”张振勋顿了一下，在脑子里搜着合适的词，“——我怕的是，拆了旧屋的时候，新屋还没盖起来。南洋的华人，最怕这种事。我们在外面飘了太久，经不起再来一次无处可去。”
孙中山没有立刻接话。他看了一眼窗外，然后转回头来，用一种比刚才轻一些的声音说：“张先生，您说您怕乱。可您想过没有——现在的天下，已经是乱世了。朝廷还在，可它管不了事；洋人还在，可他们不是来帮忙的。您在广州修铁路，您比谁都清楚那路修得多难。那叫‘太平’吗？”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没有反驳，也没有点头。
孙中山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不急”的释然。“我今天不是来说服您的。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有人在想着怎么把新屋盖起来。您不用现在就信我，您留着那三分怀疑——等将来新屋的砖瓦真的摆出来了，您再来看。”
“换了天，就一定比现在好吗？换了天，那些种地的、做工的、做小买卖的人，就能过得比现在安稳了吗？“张振勋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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