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时候跟父亲说是“去新加坡处理一笔船务纠纷”,到了新加坡之后拐进了一间挂着日语招牌的小楼,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一张薄薄的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张纸上有五个字——“中国同盟会”。
张振勋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晚上他在新加坡的住处等张彬郎等到了深夜。门开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前看账本,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先开了口:“船务的事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张彬郎站在门口没有动。他手里攥着一顶帽子,帽檐被攥出了褶痕。“阿爸,我还处理了一件别的事。”
张振勋的笔停了。他抬起头来,看着门口的儿子。灯光照在张彬郎的脸上,那面孔在暗处有一层被夜风洗过的微红。张彬郎站在门槛边,用一种比平时略快一点的语速说:“我今天见了孙先生。我入了同盟会。”
张振勋坐在那里,笔还握在手里。他没有问“你怎么想的”,没有问“你什么时候决定的”,没有问“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些问题在他心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只问了一句话:“你签了字?”
“签了。”
张振勋看了他很久。那张脸在灯影里还带着一点紧张——嘴是抿着的,可嘴角的弧度比平时直一些。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蹲着等船的那个下午,当时也有一阵风从他背后吹过来,把他往前推了半步。那是别人替他做的决定,风替他做的决定,命运替他做的决定。如今他的儿子站在他面前,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知道了。”张振勋把笔搁下来,把账本合上,“坐下说。”
张彬郎走过来坐下,帽檐的褶痕还在,他把帽子搁在膝盖上,双手平放在帽面上。“阿爸,我知道您跟朝廷——”
“别跟我说朝廷。”张振勋摆了摆手,像是要把那个词从空气里拂开,“跟我说你。你签那个字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你的儿子,世鋈还不到五岁。”
张彬郎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帽面,然后抬头看着父亲。“我想到广三铁路。想到您每次从广东回来的时候眼底下那层灰。想到我在槟城邮轮上看到的那些官兵、军舰和炮台——都是洋人的。想到——”他停顿了一刹那,“——想到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等我也像您这么大的时候,南洋的华人子孙还是站在码头上等别人的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儿女子孙需要更好的土壤。”
张振勋听完之后没有立刻说什么。他端起了茶碗,喝了一口,放下。“你入会的事,别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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