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后的码头上。
从珠江边望去——隐约看见一道淡淡的黑烟，飘飘缈缈，消散在蓝天的尽头。他看不见火车，可他听见了。那汽笛声跟海上的汽笛不一样，海上的汽笛是散的、软的、被风扯碎的；铁路的汽笛是直的、实的、沿着铁轨一路推进的，像一把极细的刀划开了这个古老国家腹地的沉默。
他站在码头边听了很久，直到那声汽笛彻底消失了，江边又重新安静了下来，才转过身走回书房。他把那叠结算单整理好，在封面写了一个日期，然后把这摞东西收进一只已经快装满的大信封里。信封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信封桌面上还有好几个，都塞满了各地官员的批文、洋商的交涉函、乡绅的联名状、银行的借据和还款凭证。每一张纸都是他这三年里用自己半辈子的信誉和腰包里的银元换来的。
他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
“盛兄如晤：广三铁路已通佛山。弟在此役中，深觉官场办事之难，百倍于南洋商海。权责不清，扯皮无穷；地方与内廷，华人与洋人，商人与官员，四股线拧不到一处。弟常思：若朝廷不自强，纵有十座酒厂、百条铁路，亦不过是给洋人织嫁衣。然弟不悔。路通一寸，民便一寸。此理虽小，弟信之。张振勋顿首。“
他把信折好封上，贴上邮票搁在窗台上，等着明天叫信差来取。然后他吹了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月光从花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切成一幅带着模糊图案的亮痕。他伸手去摸了摸那些亮痕，手指在月光里停了一下，然后收了回来，搁在膝盖上。
黑暗中他听见远处隐约又传来一声汽笛，比方才那声近了一些，短促而清亮，像在跟这间大宅里的人道别。
光绪三十一年春，南洋。
张振勋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的身份回到了巴达维亚。这是他离开南洋之后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回来。码头上有人挂了横幅，用中文写着“欢迎张振勋大人考察南洋商务“，他看了一眼那横幅，觉得上面的“大人“两个字扎眼，让老汤跟迎候的人说“不必铺张，简单为好“。
他在南洋待了三个月。从巴达维亚到新加坡、到槟城、到棉兰，一路走一路见人。见的不再只是生意伙伴，还有那些被他这顶官帽吸引来的、正在观望中的华侨富商。他在每一座城的商会会馆里坐下来，跟那些跟他当年一样在异国打拼了半辈子的人说话，说的内容大致相同——“国内在办新政，铁路、矿山、工厂、银行，都需要人、需要钱。你们在外头挣了钱，回去投到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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