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一条地抠，抠得头发又白了一层，才把那些条款松动了一些。可每次松动一点，美国人的代理人就来工地上转一圈，用那种“你们迟早还得求我们“的眼神看着那些刚铺好的枕木。
那几年张振勋老得特别快。他在烟台葡萄园里蹲了近十年都没弯下去的腰，在粤汉铁路的工地上反而塌了一些。那双在南洋跟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斗了三十年都不曾输过的眼睛，在清朝官场的公文堆里泡了两年，底下多了一层洗不掉的灰色。他每天要见的不是传教士、不是酿酒师、不是农民——是藩司、知府、县令、师爷、买办、洋商代理，每一个人都要他陪笑脸、说好话、递银子、打太极。他在南洋跟人谈生意的时候，话说到第三句就能摸清对方的底价；可在官场里，有些人跟他喝了十次茶都没亮过真实的脸色。他摸不清那些人的底，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底——他们的底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改的，是另一封更厚的公文就能盖过去的。
有一次从广州回烟台的船上，张振勋坐在头等舱里翻工程账本，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手停了下来。他盯着那一行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合上，放在桌面上。窗外是黑色的海，浪头一下一下地拍着船舷，沉闷而有节奏。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想起几年前在颐和园里对慈禧说的那四个字——“实业兴邦“。那四个字在殿内说出来的时候是硬的、亮的，像一枚刚铸好的银元，能在地上弹出清脆的回响。此刻他坐在船舱里再想那四个字，觉得它们被南中国海上的水汽洇得有些发软了，字迹模糊了，边角卷了，像一封被泡过雨水的信。
他睁开眼，把账本重新翻开来，找到那一页，用铅笔在页边写了一行批注：“此笔须再议。暂记，勿拨。“然后他合上本子，起身走到窗前。外面的海漆黑一片，只有船尾拖出的白色浪迹在暗里亮着，像一道被切开又合上的伤口。他看着那道浪迹慢慢变细、变淡、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忽然想起一件跟铁路完全无关的事——烟台东山那批雷司令，今年该挂第三次果了。
他伸手摸了摸内袋，那枚雍正通宝还在。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秋，广三铁路终于修通了广州到佛山这一段。
通车那天，张振勋没有去剪彩。这些年，张振勋先在佛山投资了一家叫“裕益”的砖沙厂，又在广州珠江边的南村建了一座大宅，取名“五知堂”。这天，他在五知堂的书房里听见远处传来第一声火车汽笛，长长的、拖着尾音的鸣叫，从佛山方向穿过水道和田野一路传过来，落在他的耳边。他把手里的笔搁下来，直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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