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的几年。他在清廷的红顶子底下做着朝廷的官，又在暗处用南洋的银子缝着一件还没成形的、也许永远成不了的衣服。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精于算计、不是因为他善于投机，而是因为他在南洋学会了在季风和洋流之间借力——季风来时扬帆，洋流变时转舵，船始终朝着前方走。他知道清朝这根旧桅杆撑不了太久，也担心新船还没造好前旧船就散了架，他能做的就是一边加固旧船边的水密舱，一边私下给那些正在造船的人递上几根木料。
多年后人们回头看他的选择，有人把他归类为“两面下注的投机商人”，有人把他拔高为“暗中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可他自己没有给那段日子下过任何定义。他只是在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让酒继续酿，让路继续修，让子孙们继续在他们选好的方向上前行，让那根在历史的风暴里被吹得弯了又直、直了又弯的老桅杆，再多撑一阵。只要船不翻，总能等到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后来的历史书上没有写张振勋的名字出现在同盟会的名单里，可他做了一件事——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公开宣布将张裕酒厂的股份划出一部分捐给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那是他第一次公开地、不带遮掩地选了一边。而宣布那天他在烟台酒厂的酒坊里，看着窗外的东山坡上那些葡萄藤已经在春风里泛出了细碎的绿芽。看着那些芽，他心里很清楚——那道他站了多年的分界线，至此已经消失了。他的身后只剩一片已经合拢了的、被踏实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