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母亲也别告诉。在巴达维亚那边该怎么做生意还怎么做生意。会里的活动，要用钱就跟黄阿福说，从他手里拿，不走船公司、裕和行的账。”
张彬郎愣了一下：“阿爸，您——”
“我什么都没说。”张振勋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你今晚没来找过我，我也没听过你今天说过的话。你回巴达维亚之后该谈的船务继续谈，该签的合同继续签。你签了那个字——那是你的事。我养你长大，送你去读书，不是让你替我去选边的。你自己选了，你自己走。”
窗外的夜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把他背后那盏灯的火焰吹得斜了一下又直了回来。张彬郎站起来看着父亲的背影，那背影在灯光和窗影之间站着，像一座被风雨打磨了太久的界碑——它矗立在那里，不偏向任何一边，只是立着，让经过的人自己决定该走哪条路。界碑不说话，可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回答了。
“阿爸，”张彬郎在门口站定，又回头说了一句，“我会走稳的。”
门合上了。脚步声沿着走廊远去了，越来越轻，最后被夜色吞没。张振勋依然站在窗前没有动，窗玻璃上映着他的脸——一半被室内的灯光照着，一半被外面的夜色浸着。他不知道这道裂痕会在哪一天变成整片墙的倾斜，他只知道儿子已经替自己做好了选择。这事他站在后面看着，不说话，不推，不拦。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灯芯烧短了一截，火苗矮了，暗了，他才转身回到桌前坐下。他提笔蘸了墨，在一张空白的信笺上写了一句话，写完之后自己看了一遍，又搁下了。那句话是：“两条路，我都留了灯。”他没有把这张纸寄给任何人。他把它折好了，压在桌面上那本账册的扉页下面，跟那枚雍正通宝放在一起。压得很平，像在替某个还没到来的未来提前留好一个位置。
张振勋始终没有公开表态支持革命。
在清廷的官员名录里，他还是那个头品顶戴的“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张振勋，在广三铁路的公文上，他的签章盖得端端正正。在同乡商会的酒桌上，他偶尔会说一句“孙中山这个人，倒是有些见识”，仅此而已。
没有人知道他替同盟会转过几次账——那些汇款通过三四道中间人辗转，从裕和行在海外的账户流进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名目：“教育基金”、“赈灾专款”、“商务考察经费”，每一笔都不大，每一笔都洗干净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派自己的二儿子张彬郎作为联络人往返于南洋各埠，更没有人知道那个每次经过槟城都会在茶室坐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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