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过后，张振勋回了趟广州，一个月后又坐船到了新加坡，本是为了处理裕和行的一批账目。船靠岸的时候天色已晚，港口的风里裹着南洋特有的潮气和花香，让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时候他从红头船上跳下来，赤着脚站在巴达维亚的码头上，口袋里没有一枚银元。如今再站在南洋的港口，他的身份已经变了无数次，可南洋的风还是那个味道，潮潮的、温热的，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
他到新加坡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当天晚上就有人上门拜访。来的是一个姓林的年轻商人，说是广东香山人，在新加坡做药材生意。他呈上一封拜帖，帖上写得客气：“久闻张先生大名，有一位朋友托我转达问候，倘有闲暇，愿当面拜会张先生。“
张振勋看了那封拜帖，目光在末尾停顿了一下。那姓林的年轻人说话时眼神沉稳，既不谄媚也不局促，倒像是替人传话传惯了的样子。张振勋在南洋闯荡了数十年，什么人该见、什么人该推，已经不需要多想。他把拜帖收好，对那年轻人说：“请转告那位朋友，我这次在新加坡会待五天，时间上方便。他若方便，随时可以来。“
第三天傍晚，那位朋友来了。张振勋的住处是一间临街的二层小楼，楼下是裕和行的分号，楼上是会客和暂住的地方。那天傍晚，他正坐在二楼的窗前翻看广三铁路沿线的工程进度报告，听见楼下有人进来，脚步声很轻，只有一个人。
那人上了楼，在楼梯口停了一瞬。光线从窗外斜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个子不高，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领口扣得齐整。他站在那里，没有立刻走进来，只是朝张振勋微微点了一下头。
“张先生，冒昧来访。“
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报告，站了起来。他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在南洋的这些年里，从各种书信和来客的转述中，已经无数次听过他的名字。他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每一桩都像石头投进水里，在南洋的华人圈子里激起过层层涟漪。
“孙先生，“他说，“请坐。“
孙中山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光线已经暗了一些，窗外的街灯还没亮，屋子里有一种介于白昼与黑夜之间的柔和而模糊的光。两个人在那团光里坐定，中间隔着一张小几，几上摆着一壶已经凉了的茶。
“张先生，我早就想见你一面。“孙中山开口了，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像山涧里的水，不急不缓的，“你在南洋做了数十年生意，从赤脚苦力到如今的家业，这条路我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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