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起一伏的，平缓而均匀，跟那些白幡在风里的起伏有着相似的节奏——那是这座即将入冬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还在继续的律动。
北京的“国丧“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那些日子张振勋去过几次宫门外的广场，远远地看过那些穿素服的人群。每次去都站不了太久——人多、风大，他过了耳顺的年纪之后，站久了膝盖发酸。他真正记住的，是在那些“国丧“活动的间歇里，在官衙的偏厅、在客栈的走廊、在偶尔与同僚共饮的席面上听到的那些话。
有人在议论新君的年纪——宣统帝登基时才三岁。“又是一个幼主“。“摄政王载沣当家，可载沣……“话到一半就没再说下去了。有人翻出档案，说户部的库银已经空了多年了，靠借外债撑着，江南的厘金又连年拖欠，新君登基大典的那笔费用还没着落。还有人压低声音说某位亲贵在南城置了私产，用的还是北洋公帑，事发了，也没有人敢查。
他坐在那些房间里，端着茶盏，听着那些人说话。没有人来问他什么，他也没有主动开口。他只是把自己放在那里，像一个已经离得很远的人，回望一座正在慢慢倾颓的城。
十一月初他回到烟台的时候，东山坡上的叶子已经落尽了。
整面坡光秃秃的，只剩灰褐色的枝条在风里交错着，像一幅被抽走了所有颜色的素描。他沿田埂走了一趟，每经过一排藤就蹲下来摸一摸它们根部的土——土还没有上冻，松软而潮湿，指尖能感觉到地底残存的微温。那些藤正在地底下安静地准备着下一个春天，它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谁死了谁活着谁在上头争着那把他们还没坐热就要被抽走的椅子。它们只知道土还是那样的土，冬天来了要歇着，春天来了要发芽。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很轻微的一声脆响，像一根被折了太多次的细枝条终于露出了它内部的纹路。他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海风从南面吹过来，带着冬天的凉意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煤烟味——远处港口的烟囱还在冒着白烟，有人还在烧窑，还在运货，还在继续那些跟国丧和朝局无关的、日复一日的操持。
回到酒坊后他打算把酒窖里新装瓶的一批酒作为年末的纪念酒。负责包装的伙计问他这批酒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叫宣统元年纪念酒吧。“伙记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掌柜的，新帝才登基，年号还没正式颁行呢，叫这个名儿会不会——““叫吧，“张振勋说，“该来的总会来的。早晚都一样。“
那批酒换了新标推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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