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销路意外地好。先是天津那边来电报说订了两百箱，然后上海那边也要了三百箱，连北京都有人辗转来打听能不能多送几箱过去。老汤看着订货单直挠头：“掌柜的，这酒没涨价也没打折，怎么忽然这么多人买？“张振勋端着茶碗喝了一口，没有回答。他知道答案——人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会格外想抓住一些今天还能抓住的东西。那些买纪念酒的人不见得是爱喝，他们是在用酒瓶给自己未来的某一天提前封存一点记忆，好让以后喝下去的时候还能想起这个他们正在经历的、正在一点一点从指缝里漏出去的年份。他把茶碗放下，对老汤说了一句：“再备两批货，把库存的全清了。明年葡萄还没熟，账上得先有活钱。“
他走进酒窖，在最深处那排桶前面站住了。那些桶已经陈了三年，木纹在昏暗中泛着一层被酒气浸润出来的、微润的光泽。他把手掌贴在一只桶的侧壁上，感受着里面那正在安静变化着的东西透过木壁传上来的、微微的凉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想起光绪二十一年嫁接成功后他坐在这排桶前面第一次开桶时那些酸涩的液体——当时他以为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差的东西就是它们了，后来才知道，那才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失败和损失在等着他。他又想起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这座酒窖差点被废弃，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他摸着桶壁，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了一些——无论外面那座城里挂在城墙上的白幡换成什么颜色，无论宫里的那把椅子换了谁来坐，这地底下七米深处这些桶里的东西会一直持续地变下去，缓慢，稳定，不为任何人事所动。它们会持续地变，一直变到自己该成为的样子。
他收回手转身走了出去。窖口外面的光涌进来，亮得他眯了一下眼。那光的颜色跟那些白幡不一样，是冬天的、干净的、稀薄的日光，照在门口的石阶上，照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上，照在他那把已经被磨得发白的旧棉袍肩头。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十二月初烟台就落了一场大雪，把东山坡的藤和酒坊的屋顶全盖住了。
张振勋在年前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北京，一封来自南洋。北京那封是盛宣怀写的，短，措辞平淡，可里面夹着一句话：“新帝尚幼，摄政王理政，诸事未定。兄在烟台，静观为宜。“南洋那封是张彬郎写的，更长一些，信里没有提同盟会的事，只说巴达维亚的船务生意尚可，又问候了酒厂的收成。可是信末尾写了一句：“阿爸，你上次信里说'那条路是对的'，我在海上的时候反复想过。等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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